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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曾植:早精帖学 法眼独具

发布人: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:2014-04-16 点击率:5086

编者按:

 

同其他朝代一样,清王朝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。道咸之间,虽有中兴,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。同光年间,社会黑暗,吏治腐败,民生凋敝,道德沦丧,学术衰微。 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,内忧外患,错综复杂,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。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,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。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。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,经历了戊戌变法、洋务运动、张勋复辟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,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的凄凉与肃杀。

 

 

一 生平

 

沈曾植(一八五○—一九二二)字子培,号乙庵,晚号寐叟,别号甚多,有寐翁、睡翁、随庵、谷隐居士、浮游翁、东轩、东轩支离叜、姚埭老民、逊斋、逊翁、巽斋、余斋老人等等,计一百多个。浙江嘉兴人。其祖父沈维鐈为清道光朝工部侍郎,进士出身,五任学政,人称“小湖先生”,一生校刊之书颇多,家里挂着当年阮元为苏州藏书大家汪士钟写的“种树如培佳子弟,拥书权拜小诸侯”对联,可以想见他对藏书的执著,著有《补读书斋遗稿十卷》。其父沈宗涵,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。沈曾植出生后不久,祖父即去世,八岁时父亲亦辞世,家境日渐贫困,沈曾植兄弟四人因无力聘请塾师,遂由母亲韩夫人启蒙读书、习字。沈曾植晚年在《墨池玉屑本跋》中说:“此《玉虹》临本,余丱角时所习。甲子沧桑,万事都尽,此数叶不意犹在,乃装诸此册中。”(见《海日楼题跋》卷二)“丱角”指儿童时代,应该是这一阶段的学书情况。

 

光绪六年(一八八○)夏,沈曾植中式第二十四名贡士,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,钦用主事,观政刑部,任刑部贵州司行走,进为员外郎,后转江苏司郎中。在刑部约十八年,研究古今之律令,由《大明律》、《宋刑统》、《唐律》以上,治汉魏律令,著有《汉律辑存》、《晋书刑法志补》等书,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。光绪十五年(一八八九),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即今外交部)章京,主管俄国事务。沈曾植参加乡试时,有关舆地的答卷被时为帝师的翁同龢所激赏,视为通人。转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,益究四裔舆地之学,于辽、金、元三史创获颇多,声名远播。一八九三年,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《唐阙特勤碑》、《突厥苾伽可汗碑》、《九姓回鹘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》影印本,求沈曾植翻译考证,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,后来西方学者多加以引用。沈曾植著有舆地学著作多部,计有《元秘史笺注》、《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》、《岛夷志略广证》、《蒙古源流笺证》等。

 

 

一八九八年夏入张之洞幕府,执掌武昌两湖书院。时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,沈曾植非常拥护。张对沈亦甚为器重,称沈为“凤麟”,有“平原宾从儒流少,今日天骄识凤麟”句。光绪二十九年(一九○三),简放江西知府。由于柯逢时赏识,调任南昌府知府。光绪三十二年(一九○六),进擢为安徽提学使。八月赴日本考察学务。光绪三十四年(一九○八),署理安徽布政使,并护理巡抚。未久,遂乞休去。

 

辛亥革命后,隐居上海,与诸遗老成立超社,两年后改名为逸社,以吟咏书画、校藏图书遣日。相与交往者有瞿鸿禨、郑孝胥、张尔田、孙德谦、王国维、罗振玉、梁鼎芬、缪荃孙、李瑞清、朱祖谋、陈夔龙、王乃徵等等,被目为上海宗社党之重要人物。宣统六年七月,参与张勋复辟运动,被任为学部尚书。复辟失败,蛰居沪上。宣统十一年(一九二二)十一月二十一日,病逝于上海。

 

在沈曾植仕途中,有几件事是比较辉煌的:一是一八九五年,与康有为、陈炽、丁立钧、王鹏运、袁世凯、文廷式、张孝谦、徐世昌、张权、杨锐及其弟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,开风气之先。曾为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,但在行动策略上、性格上两人颇多不合。二是一九○○年,因义和团起义闹事,沈曾植与刘坤一、盛宣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,所谓“东南互保”也。这其中,沈曾植出力甚多。三是一九○一年,出任上海南洋公学(今上海交通大学)监督,兴办教育。四是一九○七年,在安徽设存古学堂,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,实行“有研究而无课本,有指授而无讲解”的教学方法。五是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,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。凡此诸事,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,人称他为“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”。

 

 

清季“新学”与“旧学”之争非常激烈,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,沈曾植尚经世致用之学,主张新旧折中、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改良,反对狂飙式的社会革命,曾建议恭亲王奕与李鸿章假英款造铁路,劝翁同龢开学堂讲新学,开设银行,开矿挖煤,派遣留学生,办造枪炮厂、造纸厂等等,无不讲求振兴实业、赞成新政的。

 

沈曾植为学博雅,淹贯载籍,朝士皆服。除精通史学、律令与舆地方面外,还精通佛学、经学、考据、道藏、诗学、书学、声韵、版本目录、乐律等,识见宏通,博物君子,在清季实难其匹,被赞为“同光朝第一大师,章太炎、康长素、孙仲容、刘左庵、王静庵先生,未之或先也。”(见胡先《海日楼集跋》)诗学方面,被推为“同光体”的代表人物。

 

《清史稿》称:“曾植为学兼综汉、宋,而尤深于史学掌故。”他自己在《定庐集序》中称:“少孤,独学无友。所由粗识为学门径,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,文字利病得失,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。两先生,吾私淑师也,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。”稍长研究史学掌故,潜心于律法与舆地,“钩贯诸史,参证舆图,辨音定方,具有心得。”(见《越缦堂日记》)他还有一首诗自述青年治学经历的,诗曰:“少为科举学,壮涉百家流。俄忽竟无成,闵闵更春秋。侧闻西方人,乐国乘天游。法界建高幢,贤圣相侣酬。持受托一心,骞光盈四洲。”(见《月爱老人客话》卷首)四十岁后,深究梵学,会通儒佛。王蘧常认为他:“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鐈,归命于宋五子之教,故其为学,初以义理辅实用,既由实用返自然。盖历三变,而每变益进: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,此一变也;及服官政,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,此又一变也;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,以求郅治之极,此又一变也。余事于岐黄、历算、音律、目录、金石、书艺等,亦无不淖极理致,惟不谈阴阳五行耳。”(见王著《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》香港《书谱》杂志总第五十五期)唐文治则称:“先生于学无所不精,囊采六经,出入百家诸子,贯天人之奥,会中西之通。尝语余为学之道,贵乎知类通达,开物成务,若拘虚一隅,何为者?今所传先生之作,一鳞一爪耳,而论者多以乾、嘉诸老儗先生,其测先生浅矣。”(转引自王蘧常《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》)

 

 

关于沈氏一生的治学经历,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,兹迻录如下:

 

“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、嘉诸家之说,中年治辽、金、元三史,治四裔地理,又为道、咸以降之学,然一秉先正成法,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,政事之利病,必穷其原委,似国初诸老。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,而益探其奥,拓其区宇,不让乾、嘉诸先生。至于综览百家,旁及二氏,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,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。若夫缅想在昔,达观时变,有先知之哲,有不可解之情,知天下而不任天,遗世而不忘世,如古圣哲之所感者,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,发为口说,言之不能以详,世所得而窥见者,其为学之方法而已。夫学问之品类不同,而方法则一。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,乾、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,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,趣博而旨约,识高而议平。其忧世之深,有过于龚、魏,而择术之慎,不后于戴、钱。学者得其片言,具其一体,犹足以名一家、立一说。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,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,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”(见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)

 

二 书风演变

 

沈曾植一生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政务上,学书是余事,留下的诗文题跋文字直接表露心迹的不多,后人难以全面了解他的书风演变全貌。

 

 

金蓉镜称:“先生早精帖学,得笔于包安吴;壮嗜张廉卿,尝欲著文以明书法之源流正变,及得力之由。……”(转引自王蘧常《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》)“早精帖学”,当指他中进士前后的事。在未中举之前,沈氏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,练习所谓的“馆阁体”。他晚年在回忆时还为“馆阁体”辩护,说:“唐有经生,宋有院体,明有内阁诰敕体,明季以来有馆阁书,并以工整见长,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,其实名家之书,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。推而上之唐碑,推而上之汉隶,亦孰有不平直者。虽六朝碑,虽诸家行草帖,何一不横是横、竖是竖耶?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。识得笔法,便无疑已。永字八法,唐之闾阎书师语耳。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,然岂能尽。”(见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八)

 

中举之后,在京为官,他开始收藏图书、碑帖与书画。据《海日楼题跋》所录,宋拓本有二十余种,明拓本、名人题跋本也较多。最著名的有宋拓《淳化阁帖》,宋拓王羲之书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经》,王献之书《洛神赋》等,均为传世名帖,足见沈氏所藏之富了。他留下来的《寐叟题跋》,据香港中文大学张惠仪的统计,自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○年间,大约百分之六十是各种法帖的题跋,碑版题跋占百分之二十三,明清书家作品题跋占百分之十三(见张惠仪著《沈曾植书法研究》),这就是金氏所说“早精帖学”的根据吧。

 

 

沈曾植的书法早年得力于包世臣,此是公论。金蓉镜说“得笔于包安吴”;王蘧常说“执笔学包世臣”,甚至说沈氏六十岁写的佛经卷“亦不能过安吴轨辙”;沙孟海说“专学包世臣、吴熙载一派”,郑逸梅说“中年法包慎伯,形神俱到”,沈曾植自己有诗亦称:“百年欲超安吴老,八法重添历下读。”又云“包张传法太平时,晚见吴生最老师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,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历程。“包”指包世臣,吴指吴让之,张则是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中提及的张翰风(一七六四—一八三三)而非王蘧常认为的张裕钊。因为张裕钊生活的年代(一八二三—一八九四),已是晚清乱世,非“太平时”。从沈氏传世的作品来看,张裕钊的影响也不怎么显著。张翰风名琦,字宛鄰,江苏阳湖人。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中评他的“真、行及分书为能品上”。罗振玉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“服膺安吴,诋毁赵之谦一事”。夏承焘在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卷二中记载:“冒鹤老尝遇寐老曰:君笔诚奇纵矣,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。寐老拍其肩曰:此安可为外人道。”此两则记载都可以佐证沈是钻研过包世臣的书法的。张宗祥还说沈曾植学过欧阳通的《道因法师碑》,马一浮是受到了沈的影响也从此碑入手,不知此说确切否?

 

王蘧常多次提到包世臣“转指”运笔法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,依笔者看来,包世臣对沈曾植的影响,不仅是用笔上的影响,更多是观念上的启发,尤其在“备魏取晋”、“碑帖融合”的理念上,更见显著。“壮嗜张廉卿”以及晚年写碑多,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。当然也与他中举后北上就仕有关。沈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“光绪壬寅(五十三岁)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,重入都门时”。这里的“书画之缘”当是鉴藏兴趣多于学书兴趣。

 

 

事实上,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复杂多多。马宗霍在《岳楼笔谈》中谈到他“早岁欲仿山谷,故心与手忤,往往怒张横决,不能得势。”这里的“早岁”应该是中举以后的事。从现存的一些信札及题跋,还是能看到他学黄山谷的影子。除此之外,青壮年时期的他就已经开始钻研章草、简牍及写经体,并时时运用到他的题跋、信札书写中去,如一九○三年用章草所书的《东阳宋拓本兰亭叙跋》、一九○四年的《阁帖跋》、一九○五年的《汉景君碑跋》等。在题跋书迹中,还可以看到中年时期他曾用心学过王献之、李世民、褚遂良、米芾的书法,如一九○二年的《郁冈斋模太清楼续帖十七帖跋》和《明拓国学本明刻褚临本兰亭跋》、一九○三年的《顾文治书陈君家传跋》和《李榖斋沾岳松图逸品跋》、一九○四年的《三希堂本兰亭跋》、一九○七年的《王禹卿秋日登文游台诗卷跋》、一九○八年的《宋拓泉帖跋》和《十三行跋》、一九○九年的《程孟阳本兰亭跋》和《阁帖跋》、一九一○年的《曹恪碑跋》、《伊川击壤集跋》和《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跋》等等,尤其是一九一○年,沈曾植好像特别用心米字,驾轻就熟,非常老到。沈曾植从王献之、李世民、褚遂良几家那里学到“八面出锋”的用笔方法,用之于米芾意态纵横的书风中,偃亚中间,绰有余裕,将米氏的“刷字”转化为“翻覆盘旋,如游龙舞凤,奇趣横生”(见沙孟海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)。一九○三年沈曾植书的《刘文清公行书诗卷跋》和《谢退谷观生山林卷跋》,还有浓郁的颜字与苏字的味道,足见其博收广蓄的学书心态。王蘧常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:六十岁之前“为孙隘庵临《郑文公碑》,绝少变化;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,当时诧为精绝者,亦不能过安吴轨辙。”六十岁之后,“真积力久,一旦顿悟,遂一空依傍,变化不可方物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。王说略显简单,但可以肯定的是六十岁前后是沈氏书风演变的分水岭。

 

一九一○年,沈曾植辞官隐退,蛰居沪上,更是醉心于书艺,“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”,“案头常置”《淳化秘阁》、《急就章》、《校官》等数帖,《郑羲》、《张猛龙》、《敬显俊》等数碑”(同上),可见其用功之勤。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,沈曾植晚年取法章草、简牍、钟繇、索靖、二王、二爨及各种北碑、唐人写经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倪元璐、黄道周都有些痕迹,这说明他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,意欲融碑入帖,知类通达,以期化境。过去一些人认为沈曾植晚年书风主要来源“二爨”与章草的结合,事实远非这样简单。倒是王国维、王蘧常、沙孟海、郑逸梅等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倪元璐与黄道周书法对沈曾植的影响,值得大家思索。

 

 

王国维是“沈门三君”之一,与晚年的沈曾植接触较多,能经常看到沈氏作书,比较能理解沈氏书法的内涵,他有诗赞沈的书法“古意备张索,近势杂倪黄”。王蘧常回忆:“先生晚年自行变法,冶碑帖于一炉。又取明人黄道周、倪鸿宝两家笔法,参分隶而加以变化,于是益见古健奇崛……”(同上)沙孟海也认为:“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、倪元璐,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,方法是用这两家的,功夫依旧用到钟繇、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,所以变态更多。”(见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)上述说法在《郑孝胥日记》中也可以找到佐证: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“过沈子培,以《黄石斋尺牍》册示之”,十一月十三日,“过子培……携《黄石斋尺牍》归”,他自己也有《题黄石斋尺牍手稿》存世。由此看来,沈曾植晚年学书确实对倪、黄二家下过苦功夫的。据笔者臆测,六十岁以前,他写字脱离不了包世臣的痕迹,锋芒尽藏。辞官隐退后,面对家国存亡,内心沉郁,“日惟万卷埋身,不逾户阈,及闻国事,又未尝不废书叹息,欹觑不能自已”(见王蘧常编《沈寐叟年谱》)。在这种心境下作书习字,喜欢跌宕起伏、古拙奇崛的倪、黄书风是自然而然的,更何况黄道周为人气节高出千古,沈曾植素来仰慕。更重要的是,黄道周书法亦得法于钟繇。沈氏借倪、黄两家雄强笔势破自己几十年所积之习,从而使自己写字用笔古拗内敛,体势生动自然,更契合钟繇、索靖一路的高古调子。所以,沈曾植晚年常常是倪、黄加钟、索合在一起写,这无疑是他书风变化的最重要因素。

 

一九二一年,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,以解生计之困,“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”。但他似乎是把鬻书自给当作一种探索的过程,大多是以己意临古人作品赠或卖出去,且文字脱落时常出现,沈曾植很不在意这些,说明他看重的是“博取众长为我所用”以及书写本身带给他的解脱情绪,这是一种寄托性灵、直抒胸臆的手段。在这两年中,目中已无碑帖隔阂,以碑版之古拙写帖,以阁帖之流转写碑,随采随酿,化而出之,无所不学,无所不可。目前,社会上所流传他的作品亦大多在最后两年所书写的,风格上很少雷同,说明他不墨守一家,而博收广蓄的心态。他作诗主张要通“三关”,最后一关是“元嘉”。如何通“元嘉”关,他在《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》中提到:“但将右军《兰亭诗》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。”可见其境界是在“活六朝”,“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,含咀风雅之推激”(见《安般簃集序》)。此一想法,在他书法中也有,惜未能点破。抑或是他认为未臻此境,不提而已。

 

 

清末民初书坛,沈曾植当推为巨擘。康有为素来自负,但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曾植对他书法的意见,康著《广艺舟双楫》时还是受到了沈氏的指导,足见对沈氏的推崇。清末“四公子”之一吴保初的墓志,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,但康氏谓:“寐叟健在,某岂敢为?”最后是康有为撰文,沈曾植书志,传为佳话。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,金蓉镜说:“以八法言之,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,自伯英、季度、稿隶、丛冢吉石,无不入其奥。有清三百年中,无与比偶,刘文清且不论,即完白、叟为蜾扁书,驰骤南北,雄跨艺苑,亦当俯首。晚年应接品流,长大卷,流而益雄。散落海上,如次仲一翮,山川为之低昂,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。”(转引自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)

 

沈曾植书风与众不同,在清季尤为突出。章士钊评为“奇峭博丽”,甚为恰当。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,翻覆盘转,跌宕沉雄;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,新理自出。曾熙称:“(寐)叟读碑多,写字少。读碑多,故能古;写字少,故能生。古与生合,妙绝时流。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此话对错各半,对的是沈曾植“读碑多”,错的是“写字少”。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“异体杂形”,善用隶草、隶楷之间未定型的“无成之法”,尤其是取法《急就章》、《二爨》及《张猛龙》、《郑文公》诸碑帖,以帖之柔转写碑之苍茫,以碑之方峻写帖之圆逸,取其意而不拘形似,不似之似,“生”趣十足,非写字少的缘故。沈氏平日作书喜锐笔出锋,在他看来是“矫赵派末流之弊”,亦非故意为生。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“工处在拙,妙处在生,胜人处在不稳”(同上)。实际上是工处在博,妙处在丽,胜人处在不俗。

 

 

清代自金石学盛行,诸多书家究心篆隶。沈曾植篆隶书亦工,有少数作品传世,书风与吴昌硕较为接近,但不及吴之熟练。沈也经常写碑版体的楷书,风格清丽,转折显眼,是熔铸了阁帖以后产生的新体,比康有为来得生动自然。沈氏行草书“抑扬尽致,委曲得宜,正如和风吹林,偃草扇树,极缤纷离披之美”(见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卷十二),提按幅度大,用笔又能翻转盘旋,极尽情性之跌宕,开一代新风。他的小字包括小楷与小行书,多参用汉简、写经笔意,捺脚饱满,轻颖中有古拙;大字以碑版为用,杂以章草、阁帖韵致,厚重中有灵动,与小字写法殊途同归。有人评他的草书为:“清三百年来第一家”,大概是基于清代草书大家较少的考虑。康有为认为“其行草书,高妙奇变,与颜平原、杨少师争道,超佚于苏黄,何况余子。”(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八七年第二期)

 

三 书学思想

 

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,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,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碑帖源流的札记,分别见于《菌阁琐谈》、《研图注篆之居随笔》、《全拙庵温故录》、《寐叟题跋》、《海日楼札丛》、《护德瓶斋涉笔录》中。

 

 

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: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,笃信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和包氏的“中画圆满”之说,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,对唐代的张怀瓘《药石论》中的“一点一画,意态纵横,偃亚中间,绰有余裕”最为心仪。中年由帖入碑,嗜张裕钊的书法,对《张猛龙碑》、《高湛墓志》、《敬使君碑》等碑版非常推崇,于结体注意颇多。“尝欲著文以明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,……欲取斯、邕以至欧、褚诸家递相传授之法,后人所以失廉卿(指张裕钊)所以得者,以退之论文之法论之”(见王蕴章《墨池偶谈》),终因繁杂仕宦生涯而未能完成,难窥沈氏当时见解。光绪壬寅以后,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。但那时他对帖的把握还是有些隔阂,在《旧拓圣教序跋》中自认为“性乃不近”,可推知其心绪了。晚年则碑帖相融,讲究会通,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,持论精微,常发前人未发之论。

 

在沈氏的题跋中,用笔论占了相当的部分,如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的“奋笔轻举,离而不绝”与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甚为信服。“奋笔轻举,离而不绝”不难理解,而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说则有些玄乎了。包世臣曾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追求,结果不能让人信服。沈氏承包世臣之说,但似乎比包氏更能理解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说,他在《安吴释黄小仲始艮终乾之说》中提到:

 

安吴释黄小仲“始艮终乾”之说至精,小仲不肯尽其说,此语遂为书家一淆疑公案。仆于《药石论》得十六字焉,曰:“一点一画,意态纵横,偃亚中间,绰有余裕。”谓此语成安吴义也可,谓破安吴义亦无不可。(见《海日楼札丛》)

 

 

后来,他在答龙松生问中,进一步提出:“侧笔之妙,在阴阳不离乎中。始艮终乾,不解无碍。”(见《同声月刊?海日楼书法答问》一九四四年四月第三卷)其实,沈曾植不满足包世臣对黄小仲“始艮终乾”之说解释为“中画圆满”之义。包氏认为要写出“中画圆满”必须笔笔中锋,然沈曾植“施之于书不能工”,产生疑惑,进而用张怀瓘的十六字来破解其义。至于是否转指侧管?不得而知。沈曾植晚年习书,笔力老辣,或有转指调锋之动作,但非其内心的主张,恐是习惯使然。因其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,比较重视运指作书而已。王蘧常说他六十岁前写字“绝少变化”,“亦不能过安吴轨辙”,可见沈曾植一直到晚年还深见包世臣用笔方法的影响。沈曾植不拘泥于“笔笔中锋”之说,提倡实际运用效果。他在《跋东阳宋拓本兰亭》中认为:“近人执笔,必以三指捏之,乃是中锋。及至写出绝不中锋,如是只用执笔,无用作书。既不作书,执笔何为?”(见《兰亭识语》潘景郑抄本)即是鲜明例证。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、蔡邕亡隶以波发,钟繇用笔最曲,王献之最直,王羲之曲直相宜。这些特质对他晚年“融液屈曲,奇峭博丽”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,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,清言见骨相一致的。

 

他在《菌阁琐谈》中还谈到:“写书写经,则章程书之流也。碑碣摩崖,则铭石书之流也。章程以细密为准,则宜用指。铭石以宏郭为用,则宜用腕。因所书之宜适,而字势异,笔势异。手腕之异,由此兴焉。由后世言之,则笔势因指腕之用而生。由古初言之,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。”此札所言与古来书家议论大致类同,字势不同,笔势不同,指腕运用当有所不同。由此看来,转指只是沈曾植在运指时为了更加灵活的调锋手段,施之于他人,未必尽适用。

 

沈曾植为学“必穷其源委……益探其奥,拓其区宇”,学书也主张“学古人者必求其渊源所自,乃有入处”(见《同声月刊?海日楼书法答问》一九四四年四月第三卷)。这种“穷源竟流”思想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:

 

 

篆画中实,分画中虚。中实莫崇于周宣而斯相没其流为栉。中虚造端于史章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。右军中近实,大令中近虚。——《菌阁琐谈》

 

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,由北碑拟之,则《龙藏》近右军,《清颂》近大令。盖一则纯和萧远,运用师中郎,而全泯其迹,品格在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之间;一则顿宕激昂,锋矩出《梁鹄》,而益饰以文,构法于《洛神》不异也。——《张猛龙碑跋》

 

北碑楷法,当以《刁惠公志》、《张猛龙碑》及此铭为大宗。《刁志》近大王,《张碑》小王,此铭则由外拓,藏锋抽颖,兼用而时出之,中有可证《兰亭》者,可证《黄庭》者,可证淳化所刻山涛、庾亮诸人书者,有开欧法者,有开褚法者。盖南北会通,隶楷裁制,古今嬗变,胥在于此。——《敬使君碑跋》

 

草书之变,性在展蹙,展布纵放,大令改体,逸气自豪,蹙缩皴节,以收济放,则率更行草,实师大令而重变之。旭、素奇矫,皆从此出,而杨景度为其嫡系。《神仙起居法》,即《千文》之悬腕书也。新《步虚词》,亦同步骤。而指力多于肘力,一书于壁,一书于纸也。香光虽服膺景度,展蹙之初,犹未会心,及安吴而后拈出,然不溯源率更,本迹仍未合也。偶临秘阁欧帖,用证《千文》,豁然有省。大今草继伯英,率更其征西之裔乎?——《全拙庵温故录》

 

 

益部耆旧传,虽两行耳,既开率更,遂立异门。六代清华,沿于大令;三唐奇峻,胎自欧阳。譬教家之空有二宗,禅家之能、秀二派已。右军别传称其剖析张公之草,而纤折衷,乃愧其精熟。剖析二字,极可玩味。——《全拙庵温故录》

 

晚清,地下碑版、简牍大量出土,大大丰富了当时书家的视野。自金农以漆书入隶、邓石如博诸碑额、瓦当文字来写篆书治印开风气以来,众多书家都在寻找书体融合、参伍相变的路子,这在沈曾植书法中也体现得相当显著。与同时代其他书家相比,他更关注章草、简牍等这些新材料的学习与研究。他跋《王珣帖》认为:“《伯远帖》墨迹,隶笔分情,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,特南渡名家,韵度自异耳。”跋《礼器碑》中指出:“《礼器》细劲,在汉碑中自成一格。或疑师宜官书,虽无确证,然非中郎派,可决定也。……《流沙坠简》中‘始建国’、‘折伤簿’、‘急就篇’,皆此体。”跋《松江急就章》认为:“松江《急就》决为唐临不疑,有讹略之迹,而无讹略之情也。推迹以知情,是在善学者。”“推迹以知情”即是他主张的“善学”方法,他借鉴章草、隶书、简牍、行、草、楷诸体的笔势,以己意贯穿其中而获得一种新的创造,是非常成功的。在碑学盛行的年代里,学碑虽能在一定程度救济帖之弱靡,但同时也是“陷阱”,与他同时的曾熙、李瑞清即是例证。沈氏能在碑学余绪中走出一条新路,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!

 

沈曾植晚年书法无所不学,异体同势,正如他自己所说的:“笔随势,体自意,造物之变也,何常之有?”(见《同声月刊?海日楼书法答问》一九四四年四月第三卷)因此,他对王献之、李世民、欧阳询非常推崇,六十岁前后那段时间,尤醉心这几家的书法,经常临习,多见作品传世。他说:“六代清华,沿于大令;三唐奇峻,胎自欧阳。譬教家之空有二宗,禅家之能、秀二派已。”“自六代以来,南北书法,不论真草,结字皆有师承,代相祖习。惟大令能因笔成势,自生奇正,而羊、薄不能绍其传。至唐初而文皇倡之于上,率更行之于下,传六代之笔法,而不用其结法。有唐一代,雄奇百出,皆文皇率更之余习也。而文皇草势,至南宫乃发泄无为。”(见《文皇率更传六代之笔法》)

 

 

众所周知,沈曾植书法跌宕起伏,奇崛横生,这与他素来重视书法的形质有很大的关系,他认为:“形质为性情之符契,如文家之气盛,则长短高下皆宜也。”(见《与谢凤孙札》)“固非修短纤秾,波点相资,无以呈其意势。”(见《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跋》)他还认为:“逸少学钟书,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。”“《入山帖》瘦质处可证《化度》,可通草书《千文》。”在《论行楷隶篆通变》跋中认为:“篆参隶势而姿生,隶参楷势而姿生,此通乎今以为变也。篆参籀势而质古,隶参篆势而质古,此通乎古以为变也。故物相杂而文生,物相兼而数赜。”这就是他独到的“异体同势、古今杂形”观。“物相杂而文生,物相兼而数赜”思想来自《易经》,刘熙载《艺概》中阐述这一观念时不是针对书法而言,沈曾植借以发挥异体同势、古今杂形的书法审美理念,在清季属于新理妙发。同时,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的“修短相副,异体同势……纤波秾点,错落其间”这十六个字非常推崇,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,约略可以推想。

 

一九八○年,沙孟海在《书谱》杂志上提出“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”,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。关于这个问题,清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。梁评唐《公颂》时,曾提出“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”。之后的包世臣、赵之谦、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,但沈曾植法眼独具,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写手与刻手的问题。如他认为《王基碑跋》“刻手精工,遂令使转笔势,粲然毕露”;北魏《燕州刺史元墓志》“逆锋行笔颇可玩,惜刻工之拙也”;北齐《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》“刻手太粗”;北魏《乐安王元绪墓志》“刻工草草”;《临淮王元彧墓志》“书甚工,刻乃不称”;隋《杨厉墓志》“刻工拙耳”。不仅如此,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,认为《国学本定武兰亭》“极圆润,而未免轻弱。然刻手极精,纤锋毕具”;《旧拓定本兰亭》“刻工亦颇能传之,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也”;《式古堂法帖》“模刻不精,遂致略无神采”;《墨池玉屑本》“宛如手书,其墨色拓工俱绝。……锋颖丰利,真能以刀代笔”;《丰存礼小楷普门品》“书法谨严,刻尤精绝”,等等。沈氏晚年之所以能熔碑帖于一炉,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碑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 

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,书法艺术也不例外。沈曾植一直坚持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,以古为变。他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:“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。今忽曰:以临古为大病,此说何耶?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,即使转亦单薄寡味,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,如何?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,褚公亦然,上至庾亮、谢安石,亦有拟法。鄙人临纸,一字无来历,便觉杌陧不安也。”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,还是很有特点的。米、赵、董复古以正统自勉,非二王不学。而沈氏所主张的“异体同势、古今杂形”、“中画圆满、分画中虚”,与正统二王之学明显不同,属于“相杂文生”,偏胜为新,为后来者开一方便之门。他还主张书家要有学问,即使成不了“书家之字”,尚可作“学人之字”观,这与他晚年“学人诗人二而为一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王蘧常说“师之书法,雄奇万变,实由读破万卷而来。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,然后再及于书,后之学先生书者,其在斯乎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,可谓的论。

 

有清一代,写碑成就高者有何绍基、赵之谦、张裕钊、康有为等,除何、赵外,余者都失之偏颇。沈曾植以“博物君子”之器识,兼容并蓄,去前贤之狭隘,疏通碑帖交融之道,影响了一大批书家。自沈曾植后,碑帖兼写成为民国乃至后来书坛的主流,呈繁荣之象,像李叔同、马一浮、黄宾虹、谢无量、夏承焘、陆维钊、沙孟海、胡小石、张大千、来楚生等等,都明显受寐叟书风的影响。尤其章草,盛于汉代,元明虽有赵孟頫、杨维桢、宋克等人推扬,未见潮流,至沈曾植一出,写章草风气,名家辈出,如王世镗、王蘧常、余绍宋、靳志、郑诵先、王荣年等,其导引之功不可没焉。

 

● 作者:戴家妙  选自《书法》2006年第9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