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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稚晖:一个坏透了的“好人”

发布人: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:2014-03-21 点击率:4968

 

吴敬恒(1865年-1953年10月30日),原名吴朓,学名吴纪灵(又称寄蛉),后改名吴敬恒,字稚晖(以字行),笔名燃、燃料、夷等,汉族,江苏省武进县雪堰桥乡人。25岁入江阴南菁书院。1891年辛卯科举人。1901年春留学日本,入东京高等师范。1902年5月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。1903年利用《苏报》鼓吹革命,因“《苏报》案”发生,与蔡元培被迫去英国。1905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。中国国民党政府官员,中央研究院院士,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,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。近、当代著名无政府主义者,政治家、教育家、篆书名家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二十世纪“世界100个文化名人”之一。

 

1953年12月1日。中国南海大、小金门海域。天昏地暗,滔浪汹涌。一叶渔舟载着一支送葬队伍。十二时整,距渔舟不远处的军舰上一阵枪鸣过后,哀乐大作。仪式由一位身着军服的中年人主持,与殇者亲属一道手执粗绳,将一灵榇(骨灰盒)沿船舷缓缓放下……灵榇上刻着亡名:吴稚晖。这是台湾当局遵照吴氏遗嘱举行的海葬仪式。主持者是他的学生蒋经国。

 

品评民国名流,一言难尽者当数吴稚晖。他怀揣中西文化,脚踏政治、文化两条船,复杂而独特。他是孙中山的朋友,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,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。他爱国,抗战时,在寓所壁上作诗明志:“国破山河在,人存国必兴。倭奴休猖獗,异日上东京。”他反共,口诛笔伐过共产主义。他雄辩滔滔,刊布过振聋发聩的宏言阔调;又信口雌黄,发表过令人作呕的奇谈怪论。冯玉祥斥他“变节为一人之老狗”;章太炎说他是“康有为门下之小吏,盛宣怀校内之洋奴”;共产党指他为“小丑”。而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;胡适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。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“世界文化学术名人”称号的中国人。最耐人寻味的是,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“一个坏透了的好人”。

 

剪不断,理还乱。

 

在政治上,吴稚晖真的“坏透了”,一言难尽。笔者投机取巧,删繁就简,择取政治圈外吴氏的断章残句,试图拼出这个“坏透了的好人”之一斑。

 

 

初生牛犊,善耶,恶耶?

 

吴稚晖(1865—1953),名朓,后名敬恒,稚晖为其字,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。幼年的吴朓,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,文人墨客、三教九流均有接触。久受熏陶,颇通人情世故。他天性顽皮,喜以恶作剧取乐,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;村民办丧事,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,他竟趁人不备在大茶壶中撒了一泡黄汤。7岁入蒙馆,常纠集小玩伴寻衅滋事,屡吃先生的戒尺,或被罚跪,却总不见他放荡不羁的习性有所收敛。“十五六岁时,处境骤窘,往往断炊,夜卧绳床,老被寒如铁,外祖母年迈不胜寒。”唯学习十分刻苦,希望博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为谋生,18岁时吴稚晖自设学馆授徒。22岁,中秀才。24岁,以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江南最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。南齐诗人谢朓,字玄晖。吴稚晖发现自己与诗人同名,出于仰慕,遂给自己起了别字“稚晖”。1891年,吴稚晖参加乡试,主考官赏识他的经学;他的诗写得一般,但能别出心裁,用篆字写就,深获主考官青睐,中举,时年26。次年赴京参加全国会试,名落孙山……

 

年轻的吴稚晖干过两件“大逆不道”的事儿。一是当任的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,吴稚晖认为父母官“非圣无法”,有辱斯文,率南菁书院同窗钮永建等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,砸得知县鼻青脸肿,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。按大清律例,举人与知县同级,后者捉拿前者有违“王法”。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据理抗争。那知县也识趣,自知过孔庙不下轿理亏,拘禁吴稚晖更是罪加一等,且事闹大了,恐对仕途不利,便向吴稚晖道歉,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,就此息事宁人。另一件事是: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,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,吃花酒,征歌取乐。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俗,有失体统,败坏士林风气。便邀集田其田等人,穿四开裤箭袖袍,头插松枝胡萝卜,手持草纸,扮作一副滑稽相,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:“生员叩见大人,请赏花酒三杯。”说完故意跌倒在地,四肢朝天,引路人注目,出杨颐的丑。殊不知,长官是不好得罪的。吴稚晖屡给南菁书院惹麻烦,被院方取消了学籍。但他旋即又考入苏州紫阳书院。

 

吴稚晖好打抱不平,自言毕生把“实事求是,莫作调人”当座右铭。不随波逐流,敢出头,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。吴稚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,使他一夜成为学界大闻人。自戊戌维新失败后,赴日留学者热衷学习军事。1902年,江、浙、赣有9名自费生申请入成城学校(有军官摇篮之誉)学习陆军,驻日公使蔡钧本应提供担保的方便,但他虚与委蛇拒办。吴稚晖左右斡旋无果,与陆揆钧率26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。蔡钧斥他们“纯是目无纲纪,无理取闹。”吴稚晖不示弱,嬉笑怒骂讽刺挖苦。蔡钧恼羞成怒,枪打出头鸟,暗中勾结日本警局,拘禁吴稚晖等一夜。日警以“妨害治安罪”为名逐吴出境,限当日返国。“士可杀不可辱”,吴稚晖下决心以死抗争,写下绝命书:“信之已死,明不作贼,民权自由,健邦天则。……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亡国之惨,将有如是。诸公努力,仆终不死。”翌日晨,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。途中路过一孔桥,吴稚晖趁其不备,愤然跃入河中,但很快即被日警救起,硬行遣返。临上车时,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;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;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仍想不开,伴他回国。梁启超马上将吴稚晖的“以死殉国”事件,刊布在他主办的《清议报》上:“吴君之被捕也,以为士可杀不可辱,欲以一死唤醒群梦,引起国民权利思想……”吴稚晖由此一举,大名远扬。回国后,中国教育会请他演讲该事件始末。他“慷慨激烈,淋漓尽致,述及腐败,丧失国权,听者皆为之愤怒;述及蔡钧举动乖谬,出语荒唐,又令人失笑。鼓掌之声,震动屋宇。”

 

 

善耶,恶耶?

 

怪论妙言,是耶,非耶?

 

吴稚晖富辩才,其如珠的妙言,能把稻草说成金条,能使死人开口,也能把活人笑死。他是民国的“名骂”,他的骂人艺术有“根”。吴氏早年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曰《何典》的小书,开篇词为:“不会谈天论地,不喜咬文嚼字,一味臭喷蛆,且向人间捣鬼,放屁放屁,真正岂有此理。”吴读后大悟,文风丕变,“有话直说,有屁直放。”文章中充满俗语俚词,污秽到连生殖器官都可搬上作武器,并以滑稽诙谐、冷嘲热讽为特色。时人评他的文章“幽默而诙谐,诙谐而幽默。”

 

1907年,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、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《新世纪》,鼓吹革命,发表大量排满文章。詈骂太后、皇帝及当朝大臣,继而骂曹锟,骂章士钊。吴用对话体写《卖淫实状》,把慈禧太后说成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,污秽到笔者不敢征引。

 

慈禧、光绪卒后,他撰文讥讽:“独闻狐后鼠帝之死,淡然不知可悲之故。有如溽暑夜卧,暗中摸索,得一物焉,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,以两指捻毙之。闻其余腥,使我喉中作恶不止。此物何耶?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。”他称慈禧为狐后、光绪作鼠帝,而将其死比作捻死两只臭虫。不仅如此,他在此类文章中,常把皇帝称为“畜生”,称张之洞、袁世凯为“狗头名士”,称满清皇族为“长白山中野狗”,称朝廷上下全是“贼皇狗臣”,是耗子,是痨虫,是鳄鱼。骂康有为、陈宝琛等是“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,昼伏夜出”;骂罗振玉“专贩国粹”、“造假古董”;骂郑孝胥勾结奸商,“专吃回扣……”

 

 

吴稚晖是从八股堆里爬出来的,但他不屑国故与国粹。他提倡物质文明,科学救国。他说,“我是深信达尔文进化论的,人类一定要进化的。”他在《箴洋八股化的理学》中抨击国故说:“这国故的臭东西,他本同小老婆、吸鸦片相依为命。小老婆、吸鸦片,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。国学大盛,政治无不腐败。因为孔孟、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,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。”他崇尚物质文明,又说“人家用机关枪打来,我也用机关枪对打,把中国站住了,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。”吴稚晖与章士钊的私交本不错,同为反清斗士。但他不满教育总长章士钊“读经救国”的复古行为,写了一篇《友丧》,挖苦章“鬼附在他身上”,“他竟吃饱了饭”“做体面人儿呀”等,还郑重其事地拟一告丧文,称:“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,不自陨灭,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:府君生于前甲寅,病于后甲寅,无疾而终。不友等亲视含殓,遵古心丧,惭愧昏迷,不便多说,哀此讣闻。”弄得章士钊哭笑不得。又讥《章氏丛书》出版“真是他老年的污点”。他还在《猪生狗养之中国人》中对政见不同的梁启超恶语相向,文辞粗俗不堪:“梁贼,梁强盗,梁乌龟,梁猪,梁狗,梁畜生,所谓梁启超者,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,洗净了屁股,拉鸡巴来干,然用其此雌雄之声,犹有什么政治革命、责任政府等之屁话,自欺欺人。”还斥梁启超“放着那极腐烂策论式的屁毒,是葬送新世界青年,有害于人的。”

 

吴稚晖重科学,轻文学,鄙哲学,薄文不为。他说:宁做没世无名小卒,不愿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。1935年他在西南之行的一次演讲中说:“文学不死,大难不止。”他断言“文学是胡说八道,哲学是调和现实,科学才是真情实话。”

 

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,盛况空前。他不以为然,撰《婉告泰戈尔》,挖苦说:“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,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,只想叫老石器人民(指印度人)抱无抵抗主义,候使用铁器的客帝(指英人)自己恶贯满盈,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:‘把自己作烂菜叶,卧在地上,希望叫强盗滑倒’同一滑稽呀!”他提醒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文学做英人的点缀,自己去拿诺贝尔奖金,忘了国耻。

 

 

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。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,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。他在《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——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》等文中,大加痛斥:“你们这班贼男女,狗男女,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,乃昧着天良,替敌人骗同胞,真狗彘不如的怪物。什么和议,真是放狗屁,放狗屁,放狗屁。秦桧易名缪丑,精卫是填海的小鸟,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。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,名曰汪精怪……至于你千秋的大名,或曰顽钝,或曰缪丑,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替你易名。”还把陈璧君叫做“陈屁裙”,把褚民谊叫做“鼠蚁蚁”,称周佛海为“周狒黑”。骂褚民谊时还说:“唯有做汉奸,臭了自己,臭了国家,还臭祖宗,更臭子孙,真是畜类。”

 

吴、汪本是同志,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,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,可见关系之密。汪被捕后曾作“口占”明志:“慷慨赴燕市,从容做楚囚;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。”被传颂一时。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,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:“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。”汪精卫见后,气得三天吃不下饭。

 

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,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。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党,趁机攻击共产党说:“国民党实在太老大了!也太陈旧了!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,又漂亮。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,摘下来落在地上,被人家踏上几脚,拾起来,抖一抖灰,戴在头上,仍然还是一顶毡帽。共产党呢?固然漂亮、新鲜,也正像广东人说的‘电灯胆’,可是一不小心,掉在地上,哗啦一声,就粉碎了。”“共产主义成什么主义,抢产主义,强盗主义而已,所谓唯物史观、辩证法等等,无非为其阶级斗争加些油水,还成什么学说。”甚而恶毒谩骂“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灰孙子。”

 

吴稚晖骂人,别人当然要还击。周恩来就说他是“小丑”(1927年3月30日,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);汪精卫骂他“昏庸老朽”;冯玉祥斥他“变节为一人之老狗”;章太炎骂他是“小吏”、“洋奴”。吴稚晖倒也潇洒,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:“寿踰宣民,贼讥老而不死”自嘲。

 

 

吴稚晖不仅笔战在行,亦善舌战。他讥讽五四时期的“海龟”:“就像面饼,拿去国外炸一炸,回国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。”某年在一次语音读法统一会上,副会长王照发明的注音字母不被采用,当面骂会长吴稚晖“老王八蛋,只知嬉皮笑脸,胡说八道,何尝懂得注音字!”剑拔弩张时,吴稚晖则轻言慢语回敬道:“王先生,你错了,或是气昏了头吧?稚晖敝姓吴,并不姓王,绝非贵本家也。”引得全场大笑。

 

是耶,非耶?

 

躬耕杏坛,福耶,祸耶?

 

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,曾先后设馆授徒、供职南洋公学、充任国语师范校长、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、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,衰年在台湾又当“儿童团长”教习稚童。吴氏钟情教育,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。他认为“一国之盛衰,推其原者,莫不比较之于教育”。“教育之于国家盛衰,实为其总因”。他认为,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途径,归之于道德教育。  教育办好了,世界就太平了。

 

1918年,吴稚晖发表《海外中国大学末议》,想把中国大学办到海外。他的这一设想得到蔡元培、张静江的支持。于是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。中法两国政府相商,法国出废弃的赫里欧炮台,由中国改为校舍,中国象征性地每年缴一法郎租金。吴稚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,时适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,广东省资助42万法郎。1921年8月,吴率105名学生到里昂,亲任中法大学校长。当时拟定办学方针“为平民的,勤俭的,为劳工神圣的,为清洁无伦的。”此前,中国已有16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,生活十分困苦,迫于无奈,他们在巴黎召开大会,决定强占新办的中法大学。有100多人先行进入,校方坚拒,发生冲突,请来法国警察拘禁入校者,并强行遣返。

 

吴稚晖从国内召来的学生情况复杂,有公费生、优等生、自费生。广东籍学生因省里出了钱,在学杂费上享受优待。自费生们不服气,他们撒传单、贴标语,要求校方一视同仁,而且拒不缴费。学生的矛头直指吴稚晖,据当事人苏雪林回忆,学生们列举了吴许多罪状,如:“吴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在校中,我们即指他为‘徇私’。吴先生有某项学术团体,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,我们即指他为‘植党’。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,但这时(他)又偏摆出道学先生的卫道面孔……”“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,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盛怒之下挨一顿打呢。”吴稚晖自叹:“(这)以后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,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。”学生们将这一事件写成文章,发往国内各大报纸,因有28人署名,故媒体称其为《二十八宿闹天空》。

 

 

风波平息了,吴稚晖的面子也丢尽了,事发当日即带着马氏全家赴英国伦敦,不再过问校事。有人就此事评吴“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,处理很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,他操心得要死,却得不到一句好话。”把这结果归于吴稚晖“率性而为,外方内方。”后吴回国,仍遭里大学生的“围剿”,不得安宁。为求解脱,吴稚晖在北京的报纸上发一“自讣”:

 

“寒门不幸,害及自身,吴稚晖府君,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。因尸身难得溃烂,权殡于空气之中。特此讣闻。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。”

 

海外办学终以失败告终。所有资料均表明吴是中法大学首任校长,而吴矢口否认:“什么校长、庶务、秘书,都是‘孔夫子的卵泡’,要好看的名目罢了!”而且还说:“什么校长薪俸,我曾否取过一文?”因此,有人说他是个“傻蛋”!

 

另一值得表述的是,1925年创办“海外预备学校”,有人称“海外私塾”,今人称“少年党校”。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。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。吴的儿子吴蔷、女儿吴芙留英归来,教数理化。吴本人教国学、经史。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、孙治强;汪精卫的儿子汪婴、女儿汪洵;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,以及因参加“五卅”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。蒋经国年龄最大,15岁。吴稚晖充当“儿童团长”。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,泼辣大胆,爱胡闹。吴稚晖善诱导,不揠苗助长,也不强求,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。他特别喜欢蒋经国,常为其“开小灶”。据蒋经国晚年回忆,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。客人走后,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,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。蒋经国不解,吴稚晖说:“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,何必人拉,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,岂不成为四条腿?”吴生活俭朴,布衫布履,食不兼味。他注重身教,注重对学生的德育,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。蒋经国在回忆吴稚晖时,说当年吴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:

 

 

“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,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,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,只有11人沉到海底死掉了。先生讲到这里就问我们:‘你们知道这11个人为什么会死掉呢?’有些同学说:‘不会游泳’;也有些说:‘运气不好’。先生摇摇头说:‘你们都说错了!这11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。他们带了很多黄金,都绑在身上,所以到了水里,就沉下去了。’”

 

另一则故事是:“有一个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的时候,无意中捡到一张钞票,起先,他以为是一张普通的纸;后来有人教他用这张纸去买东西,他果然买到很多糖果,从此以后,他觉得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,每次上街都低着头找钞票。结果,就在他走过马路的时候,被一辆马车撞死了。”

 

蒋经国说:“这两则劝人不可贪财的寓言,尤其当我的年纪渐渐大起来的时候,更体会到先生当年教诲的用心。”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“革命去”了。吴说:“革命就是造反,难道你不怕丢命?”蒋说,“不怕。”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:“试试也好,青年人多尝试一次,都是好的。”吴还教育他:“君子不报私仇,大丈夫不算旧账。”蒋经国由苏返国后,常去探望吴。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,重庆震动,蒋惦记吴,劝他返成都。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,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,不快地说:“笑话!你把我看成什么了,我是不走的,我是不逃的。”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。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。半小时后,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,声明那封信不作数,是那家伙逼他写的,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。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,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。溃逃到台后,蒋经国又常去请益,吴告诫他:“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,是不会成人的。”“荣华富贵都是空的,一个人凭良心做事,那就好了,至于其他一切,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,以免自寻烦恼。”吴稚晖是蒋经国“生平最钦佩的人”。

 

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,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,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,说那是秘书干的。吴稚晖很恼火,当即要他们抄写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。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:“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。好大的口气呀,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,如不严加管教,是非常危险的。”

 

 

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。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。他独自编了《国音字典》,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,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。因此台湾称他为“国语之父”。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,讲一口无锡腔。

 

福耶,祸耶?

 

魏晋遗风,美耶,丑耶?

 

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。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,从私德而言,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。他生性淡泊名利,生活俭朴,平易近人。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,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:“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?”吴大笑:“无锡老头子,面孔都差不多,你不要看错人!”他平时生活尚俭,风格近于墨家。一件旧布袍,一把油纸伞不离身;外出住小旅店;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,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;穿布鞋,裤腿塞在长筒袜里,活像一个土老儿。温源宁说得有趣:“(他)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。”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,吴已65岁,有人请他坐车,他答:“无论何种马车,我无需它!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,随处可以走得到,安步当车,最为自如。”抗战时他在重庆,住房简陋,10平米左右,前面是一间杂货铺。一桌一床,旧蚊帐,青布被,硬枕头。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。他戏作《斗室铭》自娱:“山不在高,有草则青,水不在洁,有矾则清。斯是斗室,无庸德馨。谈笑或鸿儒,往来亦白丁。可以弹对牛之琴,可以背癞痢之经。纵臂草际白,粪味夜来腾。无丝竹之悦耳,有车马之作声,西堆交通(交通部)煤,东倾扫荡盆(指《扫荡报》)。国父云:阿斗之一,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。”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,“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。”蒋请他住黄山蒋的官邸。吴谢绝:“住你的金窝很富,哪有我的柴窝好。”

 

吴稚晖6岁丧母。母亲病危时,邻居钱氏嘱他携笤帚跪在院中石头上,向天哀告救母命。吴屡次对亲友说,将来要把那块石头嵌在房屋壁上,题名“别母石”。外祖母当年当掉自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做棉袄,吴后来用教书一年所得的18元钱为外祖母置了一床新棉被。

 

民国成立后,官场腐败、社会风气糜烂等现象没有改观,一些革命党人亦深陷其中。为改良社会风气,吴稚晖、蔡元培、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发起“进德会”。会员分四种,所守之成约,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。当然进德三条:不狎邪、不赌博、不置妾。正式会员都须遵守。自然进德五条:不为官吏、不做议员、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食肉。这五条可由入会者自认。会员只要遵守其中一二,不必全为。戒约共八条,故名“八不会”。当时蔡元培等为“三不”会员。张静江、戴季陶等为“四不”会员。汪精卫要吃肉、喝酒,成为“六不”会员。只有吴稚晖、李石曾和廉泉三人为“八不”会员。他们还组织“社会改良会”,希图改变社会的不正之风。有史家指出:他们标榜的所谓“不做官”、“不当议员”,客观上帮了旧官僚、立宪党人的忙,为袁世凯窃权提供了方便。邹鲁在编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时将这种“……党员以做官为污,别倡主义”等行为斥为“误党误国”。

 

 

吴稚晖终生“不为官吏”一条,尤值一写。

 

居于世而不入世,甘为士而不入仕。吴稚晖曾自我标榜: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,但把吴稚晖化了灰,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。”又说:“作为无政府主义者,官是一定不做的,但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。”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佐刘邦兴汉室的张良,鞠躬尽瘁,一生不做官。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。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,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,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。他助蒋介石“清党”成功,南京政府建立后,老蒋多次请他出山,他均表示:“我是无政府主义者,脾气也不好,不敢当呀!”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,身上只有“中监委”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,多为闲职。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,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。蒋介石也劝他。吴稚晖找出种种“理由”谢绝,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,“何必乱造谣言”。他在《我是少年》一文中说,“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,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。”他不仅自己不做官,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,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。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:“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‘元老’请上主席台,照相让我站在前排,很像无锡惠山泥人‘大阿福’,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。”

 

在经济上,吴稚晖的部分来源靠卖字。他的篆书“风格端丽,法度谨严,大气磅礴”,求字者众。旧日学生张道藩、徐悲鸿等于1943年在《重庆日报》上为他刊一则《鬻书润例》,以求收入正当、稳定。那一年,他终日挥毫以至精疲力竭。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,生活水平大有提高。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,法币贬值,兑换成金圆券,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。赴台后,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,只换得台币147元。他只好继续卖字,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。据影像资料《流转岁月——民国人物在台湾·吴稚晖》介绍,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,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。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“狗屁文章”一样,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,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。

 

避寿,吴稚晖一贯如此。关于生命他有段妙言:“老不老,看心理,有十岁之翁,有百岁之童。人做寿,自己以为老了,得过且过,老不长进,大家也以为他老了,老朽、老悖、老腐败、老顽固,都骂上来了。……姜太公出山就很老,左宗棠过了56岁才带兵打仗,陆放翁过了60岁,才大作其诗,孔子要是死在68岁以前,就没有来得及著书。”文末他又说自己“我还在念英文,预备留美呢。”

 

60岁时,上海朋友为吴稚晖做寿,他本人却躲到了杭州。1944年他80岁。重庆的《说文》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,他写信坚拒。但蒋介石还是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,各界联名致贺,设“吴稚晖奖学金”,拟在美成立“稚晖大学”。蒋介石题写“高山景行”寿轴,写祝寿信,落款为“晚蒋中正率子经国顿首”。

 

吴稚晖暮年思维仍然敏捷。88岁时住院,一友人赴医院看他,顺求墨宝。吴欣然挥毫,写就“蹤横十万里”五个字,正要写“上下五千年”时,有人提醒,“蹤”应为“縱”。吴马上将应写的“上”字改为“足”字,成为“足下五千年”,以“足”对“蹤”。

 

吴稚晖活了89岁,可谓高寿。他的养生也有自招,粗茶淡饭,不烟不酒外,崇尚自然,诸如牙齿豁了,他不装义齿,认为那是到时候了,是上天给你的警告,不必反天意。他生病不看医生。他说“医生都是牛头马面,阎王爷的帮凶。”

 

吴稚晖在高龄时,人称“白头青年”,心态仍年轻,对男女之事很有兴趣。他曾自认“流氓”。他说自己对性已是纸上谈兵,“六十岁以后,决不轻举妄动。”老友李石曾断弦要再婚,他写信劝曰:“老夫少妻,动都动不得。”李石曾还是娶了一个年轻太太。某次,他与李石曾到上海,名医丁福生请吃素席。席间,丁、李大谈素食好处。丁问吴稚晖对素食有何看法。吴诡笑说:“我嘛,上头喜欢荤的,下头却吃素;石曾先生上头吃素,下头却是吃荤的。”李被他说得脸如红布。

 

他并做过一首俚歌:“血气方刚,切忌连连;二十四五,不宜天天;三十以上,要像数钱;四十出头,教堂会面;五十之后,如进佛殿;六十以上,好比拜年;七十以后,解甲归田。”

 

吴稚晖夫人袁云庆,目不识丁,是位贤淑的相夫教子的女性。有洁癖,不习惯吴的“至情至性,独来独往”,与吴漂泊了大半辈子,60岁时定居沪上。吴流转台湾,她未同行,1953年终老上海。吴有一女终身未嫁,有一子娶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为妻,无子。吴稚晖本是数代单传,香火无以为继,颇觉悲哀。但他毕竟生性豁达,死前立了遗嘱。存款寥寥,赠予在台的亲戚,并附一笔:“生未带来,死乃支配,可耻。”不乏幽默。

 

1953年10月30日,吴稚晖撒手人寰。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;蒋介石主祭,并题写“痛失师表”匾额;张道藩宣读祭文;蒋经国主持海葬。吴去世一周后,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《永远与自然同在》。蒋介石死后立铜像,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,即吴稚晖。

 

世人鲜知的是,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老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: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,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。未果。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,求他宽容陈炯明。未果。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(长跪),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。未果。这三次下跪似可为“这个坏透了的好人”做一笔历史的脚注。

 

美耶,丑耶?